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突破艰难险阻，顺利到达陕北，实现了战略转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此时刚刚到达陕北的毛主席经历中央苏区沦陷，红军损失惨重，亲人牺牲。这时的他瘦骨嶙峋，沧桑憔悴让人心疼落泪……

“左”倾思想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红军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成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放弃对红军的“围剿”，蒋介石又动用近百万军队对苏区进行“围剿”，其中用50%的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加上地方部队大约有十万军队。这时如果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再结合中央苏区的地形和人民群众，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方法。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蒋介石的围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时的毛主席虽然名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是在军事上实际已经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左”倾错误思想严重的临时中央实际上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战斗。

不久后，共产国际把李德派到苏区做军事顾问，而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对于李德则是言听计从，实际上他们成了拥有红军军事指挥权的人。而他们完全放弃之前四次反“围剿”成功的经验，主张不放弃苏区一片土地，在苏区外和敌人决战采用阵地战的方法，和敌人拼消耗。

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完完全全的照搬苏联作战的经验，前线指战员的建议一律不采纳。这一做法使得红军将士做出了许多无谓的牺牲，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苏区沦陷，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3年11月，正当国民党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时，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联合新桂系军阀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反蒋抗日。面对这一有利情况，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建议临时中央联合十九路军共同抗蒋，如果抓住这次机会，对粉碎这次“围剿”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博古、李德并没有采纳毛主席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中间势力是最靠不住的，是最危险的。他们继续执行原来的方针，没有抓住这个对打破蒋介石的围剿的有利战机。

在红军战士和敌人血战之时，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建议临时中央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并入中革军委，这一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李德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也象征着李德对于红军有着绝对的领导权。

此时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负责，这也象征着“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峰。这次会议上博古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的决议，没有认清中国的革命形势。这次会议还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博古仍然是主要领导人。

蒋介石在解决完福建事变后，重新重兵压境。由于李德继续采用阵地战和堡垒战，还使用苏联红军的“短促突击”战术，分兵迎战，放弃传统的运动战，还发动广昌等战役，也以失败告终，最终导致红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用多倍的兵力来“围剿”，苏区沦陷。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离开中央苏区，那么部队该去哪？

在长征前夕，因为毛主席得了疟疾还没有康复，博古、李德为了手中的权力，打算把他送到苏联养病。这个办法行不通后，又想把毛主席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又别有用心的同意毛主席参加长征。

突破重重险阻，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付出惨痛的代价下突破了蒋介石的多道封锁线，来到了广西境内。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集结了30万兵力并命令白崇禧派桂军协助他，企图在湘江以东将红军“一网打尽”。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为了掩护大部队顺利的渡过湘江，董振堂、李卓然领导的红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隶属于红五军团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

在师长陈树湘的带领下，红34师全体官兵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全师五千多名官兵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个人幸存。师长陈树湘被俘以后，在路上趁敌人不注意，把手从肚子上的伤口伸进去扯断肠子，壮烈牺牲。多年以后，幸存者之一的韩伟将军每当想起，就会痛哭不已。

经过五个昼夜的惨烈战斗，红军主力终于渡过湘江。而湘江战役，可能是红军历史上最壮烈的战役。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近九万人减少到三万人，五天牺牲五万人，平均一天牺牲一万余人。当时有句话：“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那场战斗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这次战役充分的把“左倾”错误思想的危害充分的展现了出来，它给红军和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在这次战役的失败中，在一线作战的广大官兵充分认识到毛主席的战略和战术才是正确的，博古、李德也引起了广大战士的不满，都希望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

渡过湘江之后，博古、李德依旧主张向湘西进军，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满了重兵，这分明是自投罗网。为了不重蹈湘江战役的覆辙，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劝诫博古、李德不要到湘西去，在众人的努力下两人才勉强同意。

虽然博古、李德同意了，但是又一个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便是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呢？在猴场会议上，毛主席意味深长的说：“向西走，进军贵州，到贵州去建立黔北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说明缘由后，众人都同意了西进贵州。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要到黔北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去黔北首先要在敌人完成包围前要渡过乌江，于是中革军委决定让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带领他的部队去找材料架桥；让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红四团做前卫。

红四团团长耿飚派了一支小部队趁着夜色偷渡过去，潜伏起来。然后第二天里应外合，消灭对面的了对面的敌人，为大部队过江创造了有利条件。消灭河对岸的敌人后，工兵连迅速建起了浮桥，保证了部队顺利的过江。

渡过乌江后，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之后红军该去哪的问题。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大军压境，围追堵截。毛主席建议向北渡过长江，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革军委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于是，部队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但是蒋介石在那里部署了重兵，红军无奈只能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

就在这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再次渡过赤水，重占遵义，之后红军又攻占了桐梓和娄山关，这完全不在蒋介石的意料之中。娄山关战役是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以来，歼敌和俘虏人数最多的一张战役，大大的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这时的蒋介石急忙调重兵“围剿”，毛主席让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冒充主力部队，吸引敌人的注意，而红军主力在茅台地区再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蒋介石觉得毛主席又要北渡长江，急忙下令要所有部队向川南进攻。

而这时的毛主席得知蒋介石的军队都到川南了，趁其不备再次东渡赤水。毛主席为了迷惑敌人，派一个团明目张胆的往川南方向走，又让罗炳辉佯攻把敌人吸引到北边，主力部队则向贵阳方向逼近。

而此时的贵阳已经兵力空虚，在贵阳城里的蒋介石一面让部队回援，一面准备随时逃走。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生平的得意之作，这充分说明毛主席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高超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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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以后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此时的云南兵力空虚，云南军阀龙云急忙让孙渡回军云南。此时云南西北部的金沙江几乎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了，红军主力部队分三路直奔金沙江。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已经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先头部队到达了大渡河，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礁石密布，河对岸还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营。红一团团长杨得志让孙继先带领17个红军战士强渡大渡河，命令部队火力掩护，战斗开始后，十七勇士迅速登船，强渡大渡河。经过杨得志的指挥，十七勇士无一伤亡，取得了胜利。

因为船只太少，部队过河的速度太慢了，在红军身后，还有国民党的追兵，形势十分严峻。毛主席决定红军分两路走，没有渡过大渡河的部队从泸定桥过；已经渡过大渡河的部队，策应在没渡河的部队夺取泸定桥。

红四团作为先遣部队，沿着大渡河西岸走，要在一天之内急行军120公里赶到泸定桥。这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但红四团没有辜负众望，顺利完成任务。

但这时的泸定桥只剩下十几根铁锁了，为了完成任务，红四团组织了一支22人组成的突击队，在火力的掩护下，踩着铁锁向对岸走去。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战士一边走一边铺桥板，在战士们的配合下，红军夺取了泸定桥。与此同时，之前渡过大渡河的部队也攻占了泸定城。

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最后的一道阻碍，腊子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势险要，只有一座木桥可以走，除了险要的地势，这里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三个团。极难攻入。红四团多次冲锋，都以失败告终。

这时一个善于攀爬的苗族红军战士带领突击队，攀上守军身后的悬崖，为了突破腊子口许多红军战士，抱着手榴弹跳下去和敌人同归于尽。不久，红军攻破腊子口，打通了北上的道路。攻破娄山关以后，毛主席写下了《七律·长征》来描述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红军的阴谋。也表现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

总结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胜利配资平台提现，毛主席经历了被排挤出中央，亲眼看着中央苏区沦陷、至亲牺牲和自己带出了的红军部队损失惨重，在长征途中经历千难万险，历经磨难，最终力挽狂澜把中国革命挽救了回来。正是经历了这些，才使得自己瘦骨嶙峋和满脸疲态。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无怨无悔。让我们一起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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